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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312张照片、12张明信片、8封信件——侵华日军细菌战暴行再添铁证

731、100、1855、1644、8604、9420！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镌刻着中国人民血泪记忆的罪恶印记。

这不是一般的代号，而是属于日本军国主义在海外建立的6支细菌战部队。

为人熟知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是日本侵华期间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大本营。实际上，从1937年至1945年，在731部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日本军国主义建立起遍布中国多地及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组织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至暗一页。

侵华期间，伙同日本政府、军队上层及医学界等，日军通过以点带面、由北向南的方式，系统推进细菌战部队的基地建设，充分印证了日本细菌战是一场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试图掩盖其细菌战犯罪史实。随着731部队遗址的调查保护、细菌战主题档案史料的搜集解密，以及学术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真相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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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年8月15日，也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建馆40周年、新馆对外开放10周年，一批日本细菌战新罪证新史料正式公布，包括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312张照片、12张明信片、8封信件。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公布这些罪证，旨在揭露历史真相，凝聚社会共识，让更多人认清战争的残酷，团结一切热爱和平的力量，共同守护人类文明的底线。”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人们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广场参加主题活动(2023年9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日军6支细菌战部队：遍布中国及东南亚

为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全球搜集日本细菌战罪证史料、档案与文献。馆方数十次赴日本跨国取证，采访了数十位731部队原队员，保存了逾400小时的口述影像资料。同时，馆方动员多方力量在美国、俄罗斯、欧洲等地搜集罪证。

1936年5月，日本天皇裕仁颁布敕令，由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两支特种部队。1936年8月，“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分别在哈尔滨、长春成立，专门从事准备细菌战的研究，这便是731部队、100部队。

此后的9年间，在731部队的直接操控下，侵华日军逐渐构建起一个庞大的“防疫给水”体系，包括北京的华北军防疫给水部(1855部队)、南京的华中军防疫给水部(1644部队)、广州的华南军防疫给水部(8604部队)以及新加坡的南方军防疫给水部(9420部队)。

除署名外本组图均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的新罪证史料(8月13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松摄

这6支部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海外建立的细菌战部队。截至日本投降前，其防疫给水部已达69支，包括47支师团防疫给水部、12支野战防疫给水部、8支独立防疫给水部，另有第八十九旅团防疫给水部和台湾临时防疫部。

所谓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上是协助作战部队进行“防疫”和“给水”工作，实则暗中开展细菌研究，进行人体实验，并实施细菌战。部队人员在防疫给水部、陆军医院、野战医院之间频繁流转，形成一个严密的协同犯罪链条，让细菌战罪行在更广范围内蔓延。

金成民说，这些部队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亚乃至东南亚国家，形成一张遍布亚洲的罪恶之网，将无数民众置于细菌战的阴霾之下。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本次公布的新罪证涉及731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第十四防疫给水部、侵华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等多个犯罪机构，他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人体实验与细菌战。

《留守名簿》《身上申告书》是研究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核心资料，涵盖成员姓名、出生时间、原籍、编入时间、此前所属部队等内容。

除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本部外，731部队还在东北地区设有牡丹江643、林口162、孙吴673、海拉尔543、大连319五个支队。此次公布的731部队《身上申告书》，即“731部队个人信息登记表”，是该部队队员以个人身份返回日本复员时填写的制式文件，共记载759人信息。通过整理发现，1946年至1951年间，苏联将其中135人陆续羁押至伯力地区，实行集中审讯调查，其中43人在伯力受到审判。

“作为以往研究中未曾掌握的新内容、新线索，这为揭露731部队成员的战后行踪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从日文档案视角呈现了苏联对731部队队员的调查、审判与惩处过程，将有效提升731问题研究的客观性与准确性。”金士成说。

1938年9月，日本在国内编成一支野战防疫给水部队，后随日军占领广州，改名为“南支那防疫给水部”，这就是8604部队。作为侵华日军在华南地区的最高细菌战指挥机构，它和731部队一样，拥有庞大的下属系统，专门负责指挥、协调华南地区的各种细菌战活动。

“8604部队《留守名簿》总计220页，记载了860人的信息。”金士成说，这些队员主要来自陆军各部队补充队和各医院，也有直接入伍者，其中不少出自日本近卫师团下属联队，以日本福冈和东京籍居多。

这些资料显示，731部队培养的“细菌战人才”，常被抽调到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直接组建当地的“防疫给水部”并担任主官，成为扩散细菌战罪行的“种子”。

1939年，1644部队在南京成立，其首任部队长由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兼任。这支部队对外称“华中军防疫给水部”或“中支那防疫给水部”，秘密番号为“‘荣’字第1644部队”。其中“荣”字，是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兵团符号。据1644部队第四任部队长佐藤俊二供认，该部队拥有大量器械，配备各种细菌学专家，能大规模培养致命细菌。

本次公布的1644部队《留守名簿》共两册，其中第一册编成于1945年1月1日，总计594页，记载2826人信息。另一册共464页，记录2758名人员信息。

“两册名簿中有大量人员重合，其中有13人曾在731部队任职，进一步印证了各细菌战部队之间的紧密关联，也揭示了细菌战罪行是有组织、成系统的。”金士成说，731部队和1644部队曾共同实施宁波细菌战、常德细菌战与浙赣细菌战，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灾难。

“今年5月，日本方面公开以上名簿后，我馆随即征集入馆，并开展系统梳理与编译。”金成民说，自2017年以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陆续搜集日本在海外设立的6支细菌战部队的《留守名簿》，至此已全部入藏。这些珍贵的史料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关键证据，让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无处遁形。

军医协同国家犯罪：披着医学外衣的暴行

在当年堪称先进的医学科学，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异化为国家层面的犯罪工具？此次公布的罪证，为这段黑暗历史留下了清晰轨迹。

“缺少资源的日本，应该开发细菌武器”——这曾是石井四郎的狂妄设想。这位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接受过系统医学教育的军人，如此公然宣称。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违背人道的主张，竟得到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时任校长小泉亲彦的鼎力支持，为细菌战的蔓延埋下祸根。

1931年，小泉亲彦出访欧美回国后，向日本军方提议将军医学校主力转移至“满洲”，并多次派人赴“满洲”实地活动。1932年8月17日，该校防疫研究室以“防止哈尔滨霍乱”为借口，派员在哈尔滨建立联合防疫委员会。这支“先遣队”表面上开展“防疫”工作，实则秘密收集调查了500多株霍乱菌，为细菌武器研发积累“素材”。

在他们的鼓噪与推动下，日本政府高层乃至天皇最终认可了这一罪恶计划。1933年秋，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基础上，石井四郎秘密组建了731部队。

“这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金成民说，本应救死扶伤的医学，被异化为服务战争的工具，沦为日本对外侵略的帮凶。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石井四郎在其研究报告《七七事变中新设陆军防疫机关的运行效果、对未来战争的方针以及防疫接种的实效》中，罗列了1933年至1939年间日军设立的主要陆军防疫机关，总计27个。其中，1937年后新设立的18个随军移动防疫给水部，均由陆军军医学校和731部队近百名核心成员参与组建。

731部队《留守名簿》清晰记载，该部队核心成员中有18人来自陆军军医学校，足见陆军军医学校是731部队的“母体”。在迁至中国东北后，两者的联系非但没有中断，反而愈发紧密，成员相互兼职，形成了互为支持的犯罪态势。

“1936年的陆军军医学校官职表中，石井四郎、内藤良一、菊池齐、中留金藏等人名赫然在列，而他们同时在731部队担任要职。而在1937年，陆军军医学校向731部队转属120人。”谭天说。

据统计，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在731部队“四方楼”被用于人体解剖实验。日军陆军医院参与细菌战部队人体实验的罪行，早已被大量档案资料和口述证言证实。

在《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中，关于“活体解剖”的证言有116篇，当事人多为关押在太原及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陆军病院军医、技师、卫生兵等。山西潞安陆军病院的军医汤浅谦曾在证言中承认：“我在潞安陆军病院任传染病室及病理室军医中尉时，曾先后7次对14个人进行了活体解剖。”

此次公布的《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原簿》，即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身上申告书》，总计220页，记载了176人的信息，涵盖军人、军属、雇员和佣人等身份。这是研究该病院参与细菌战犯罪的核心资料之一。

据介绍，731部队曾在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设立办事处，受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管辖，二者存在密切的人员往来和业务联系，为深化军医协同犯罪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档案显示，在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实习的二等兵片桐济三郎，曾在医院手术室对一名4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进行活体解剖的“手术练习”。日军虎林陆军病院军医中尉竹内丰，曾在1938年1月8日对一名八路军俘虏实施活体解剖。

金成民说，顶着“医学研究”的幌子，用科学的外衣掩盖反人类的罪行。这般践踏生命、泯灭人性、漠视医学伦理的行径，早已超出文明与道德的范畴。

此前研究还发现，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与731部队曾在“新京农安鼠疫防疫”中协同作恶。

1940年6月，吉林农安、大赉地区发生鼠疫并迅速蔓延，造成数千人死亡。731部队原队员金子顺一在论文《鼠疫效果略算图》中供认，这次鼠疫暴发源于731部队实施的鼠疫细菌战。该部队先后对农安进行两次攻击，第一次于6月4日投下5克鼠疫跳蚤，导致8人死亡，最终传染607人；6月4日至7日，又对农安、大赉投入10克鼠疫跳蚤，致12人感染死亡，最终感染人数达2424人。按此换算，1公斤鼠疫跳蚤在第一次攻击中可致1200至1600人死亡，第二次则会导致12.3万至24.3万人死亡。

1940年10月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要求各部门协助完成所谓“新京防疫”。10月7日，以731部队和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为主体的“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进驻“新京”(今长春)，10月10日正式作为“防疫”指挥部，由石井四郎担任总指挥。这支队伍仅停留两周，于10月下旬便宣布撤离。

金士成说，关东军选择这一病院参与，正是因其与731部队早有业务合作，具备较高的实验解剖技术水平。其真实目的，无疑是以“防疫”为名，开展鼠疫菌的实战效果检测，将无数平民的生命视为实验品。

赴日寻访原队员：让亲历者还原犯罪现场

“七三一部队的所有秘密必须带入坟墓！”

1945年8月9日，在获悉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后，石井四郎密令要求将731部队文件、实验报告等烧毁或炸毁，并将部队成员送回日本，严令其不准暴露身份、不得互相联络。这使731部队的罪行被长期掩盖、歪曲，甚至否认。

“731部队外有一块大牌子，用俄文、日文、中文书写……”

“部队周围有3米高的沙堆屏障，上面围着通电的铁丝网，严禁外人进入……”

“绝对禁止透露731部队身份……”

这是一名原队员对731部队的还原，寥寥数语便勾勒出这支部队“见不得光”的秘密。

他叫须永鬼久太，1927年11月出生，1942年3月以少年兵身份进入731部队，1943年6月被分配到南栋烧成班，其详细信息记载于731部队《留守名簿》第299页。

731部队少年兵是为补充人力、培养细菌战后备力量而组建的青少年团体，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

2018年8月，金成民赴日本跨国取证，曾与须永鬼久太面对面访谈，并录制了口述证言。须永鬼久太讲述了731部队的设施环境、少年队的生活管理、部队的核心任务、相关人员的构成，以及战后情况等内容。

“烧成班的工作地点是一座砖瓦房，房上有黏土制的六角形烟囱。”他说，少年队接受一年教育后成为“烧成官”。他曾参与制作陶制细菌炸弹，也就是将鼠疫媒介跳蚤和木屑放入陶器内，通过爆炸散播细菌。而这项技术在当时处于研究阶段，尚未大批量生产。

“马路大”，日语中“原木”的意思，即人体实验受害者。须永鬼久太曾在“四方楼”附近亲眼见过“马路大”，其中包括被宪兵队抓捕的间谍。

少年队有严格纪律，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被殴打，甚至因“连带责任”全体受罚。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严密的环境中，731部队队员和少年兵仍多次出现感染传染病的情况。

须永鬼久太说，少年队员中常有1至2人在研究室感染，甚至有少年队员因传染病死亡，他至少听说过6次。

1945年8月，仓皇撤退前，他参与了罪证破坏活动：“尽可能破坏研究室，包括当时很有名的显微镜，这是在大学、中学都没有的，可研究室里就有100多台，用它们能看见细菌，我用锤子全都砸了。”8月29日，须永鬼久太从北九州仙崎港登陆，同行约100人。

尽管困难重重，金成民始终坚持寻访原队员。在他看来，来自加害者的证言能够将731部队的真相更加清晰地还原，尤为可贵。

另一名有着相似经历的原队员长沼久夫，于1942年4月以少年兵的身份进入731部队。1943年6月完成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南栋诊疗部，1945年8月下旬返回日本复员。

同样于2018年录制的口述证言中，长沼久夫说，自己在14岁时主动加入军队，“对当时的男人们来说，这是理所应当的”。

长沼久夫在口腔外科担任牙科技师，协助牙医进行临床操作。他说“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不由个人意愿决定，且需接受全面的教育。每逢节日，部队里会举办盛宴，供应大块天妇罗等食物，“比在日本吃得好”；冬天虽寒冷，但配备带皮毛的防寒外套和帽子，“衣食住没有觉得很困难”。

他清晰记得，自己曾参观过解剖室，看到“切下来的耳朵、割开的头盖骨”，因为觉得恶心，中途跑了出来。他也见过被称为“马路大”的活人——他们被栏杆包围，戴着带圆球的脚镣在建筑物里活动；还有“专门铁路”运送囚犯，以及用于焚烧的大烟囱。

战败之际，为销毁证据，一些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活体解剖标本被搬运到731部队总部。随后，人员被疏散到旁边的部队，而总部则被炸毁。长沼久夫说，他都曾见证过。

深入日本民间：打捞散落的历史证据

“民间留存的日记、书信、老兵回忆、地方档案等，是官方文献之外、还原历史细节的重要补充。”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李陈奇说，在日本民间友好力量的协助下，可以寻找更多罪证。

一本泛黄的《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第23期学生学习纪念相册》，收录着281张照片，记载着329名医学学生的印记。

“这些学生曾被分为10个分队，其中第六小队的名单里，赫然出现731部队林口支部副队长细失博的名字。”谭天说，相册中还包括从第1任到第30任日本陆军军医总监的照片，第28任正是731部队的支持者小泉亲彦。

相册里，“X光”演习的画面清晰展现了当时的医疗设备水平，而731部队恰好设有对应的X光班组。“防疫给水教育运用演习”“病理解剖及防疫实习”的场景与大量军事训练照片交织，揭示出残酷的事实：那时的日本医学生既要学习医学知识，更要接受严苛的军事训练。军事与医学的深度捆绑，将这些年轻学生推向侵华战争的深渊，成为日本军事医学异化的鲜活例证。

一组拍摄于1942年6月29日至1943年8月5日的照片，记录了日军红十字救护班在731部队平房营区的活动。其中多张有“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字样的红色戳印。

还有一份“感谢状”，是满洲第六五九部队长北野政次向日本红十字社第二六七救护班发出的致谢文书。满洲第六五九部队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番号，文书中提到，该救护班配属731部队一年零两个月，“对数量众多的重症传染病患者”尽职尽责。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推测，当时731部队极可能发生了传染病实验意外，其诊疗部无力承担救治任务，才请来红十字救护班帮助。

据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18个随军移动的防疫给水部，第14防疫给水部就是其中之一。

此次公布的《侵华日军第14防疫给水部野外活动相册集》详细记载了1943年该部队在安徽蚌埠、淮南两地进行水源检测的活动。另一本《侵华日军第14防疫给水部第四班苏北C号作战期间相册》，则记载了1939年2月至3月间从青岛到江苏进行“防疫给水”。这些“工作记录”实则是细菌战网络扩张的有力佐证。

带有“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字样的明信片，印有“加茂部队”字样的信封及信件，清晰证明“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的存在，这是731部队当时对外公开的番号。

一枚编号为第28号的《加茂部队的写真机携带许可证(牌)》，金属质地。金士成说，“加茂部队”就是代指731部队，在当时设有专门的“写真班”，这枚许可证正是领取、使用照相机的凭证。

受访人士说，这些从日本民间搜集整理的细菌战罪证，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它们也在唤醒日本普通民众的历史认知，更推动日本当局正视而非回避真实存在的过往，防止暴行被遗忘或美化。

尾声：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80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以不屈不挠的抗争，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战败前夕，731部队营区被侵华日军炸毁。历经沧桑，这里成为世界保存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

80年后的今天，在这个特殊时刻，这批新罪证在遗址亮相，意义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