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经过八大军区的调动，韩先楚从福州军区调任至兰州军区，开始了为期七年的工作生涯。在此期间，他先后与冼恒汉、肖华等人搭档合作。
在冼恒汉的回忆中，他与韩先楚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甚至曾一度引发上级派遣工作组来调查。他表示，两人之间总是存在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并且总是会有新的矛盾产生。他对韩先楚的评价是“霸道”和“我行我素”，在他们共同工作的四年里，几乎有一半时间两人都未能在同一工作岗位上长时间共事。冼恒汉唯一给韩先楚一些肯定的是，他确实曾多次深入部队，检查工作，亲自勘察了部队的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但冼恒汉随即指出，韩先楚与前两任司令张达志、皮定均的工作方式不同，不能像他们那样得到完全的认可，相反，韩先楚似乎总是挑剔每一处问题。在外人看来，冼政委的评价是否公正呢？从他的回忆录中看，冼恒汉似乎认为自己并不是问题的根源，他始终在努力维护韩先楚的威信，但每次都是韩先楚挑起了矛盾，其他干部的不满最终也反馈到了他这里，因解决不当才导致上级介入。 与冼恒汉的描述相对的是韩先楚身边秘书的回忆，描述了冼政委的一些不同看法。韩先楚在兰州军区工作了近七年时间，期间共13次深入部队进行大范围视察地形，这些视察大多集中在1974年2月2日至1978年9月11日这四年时间里。也许有人觉得这次数量并不算多，但作为一名军区主官，他应该经常下部队进行视察工作。其实，大家并不了解，作为军区司令员并不能随意下部队。根据韩先楚的秘书回忆，任何下部队的视察都需要经过中央军委的批准。就像军区不能随意调动部队一样，即使调动一个连队，也必须向军委报告，否则后果严重。因此，作为军区主官，一些事情必须上报并获得批准才能实施。从韩先楚到任后，他首先对军区的司令部、军事职能部门、政治部门和后勤保障部门进行了详细了解，然后上报请求下部队视察，这样的做法是合规的。第一次下部队是在1974年2月，第二次是在1974年3月，历时半个月；第三次是在1975年5月底至6月初，第四次则是在同年9月底，时间超过了二十天。按照上级的规定，像他这样的高级别将领是不允许住在边防连队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可能的袭击。尽管陪同人员不希望他住在连队，但韩先楚坚持住上一夜，并最终得到了批准。总的来说，韩先楚下部队的次数不少，而且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下部队，显示了他的工作态度。 冼恒汉在回忆中提到，韩先楚曾擅自改变军区部队的布防，导致军区受到了军委和总部的批评。然而，韩先楚的秘书则回忆，1975年他在北京参加会议时，就曾就作战部署与总参提出过问题，针对军区防御方向、部署调整、边防布防和设防工程等问题，总部都给出了明确答复，韩先楚表示认可，并且最终批准了军区的部署调整。这说明，韩先楚的决策并非如冼政委所说的那样完全是擅自决定的，实际上，所有的工作都经过了总部的批准。 由此看来，很多工作中产生的矛盾，实际上是由性格差异引发的。客观地说，韩先楚确实脾气较为急躁，作风也比较霸道，而冼恒汉和前两任搭档的工作方式更加注重商量和协作，冼政委可能并不适应韩先楚那种强势的工作风格。因此，两人之间的矛盾，很可能就是因为性格不合，导致了工作中的摩擦和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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